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区中城美丽的东河河畔，坐落着一幢三十八层高的浅灰色玻璃石板楼，这就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每天都有几千人进出这座大楼，其中就包括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虽然极少,但是我也很自豪.
在UN,这里有许多新鲜事。比如，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大楼二层有一间专门的磋商室，房号为“C座209”。这个房间约八九平方米。每逢世界上发生大事急事，“五常”各级官员的磋商便会变得频繁起来。这时，该磋商室就犹如“急诊室”，格外引人注目。后来就连不少美国老百姓都幽默地称这个磋商室为“世界急救室”！
睡在联合国
还有联合国召开会议时，各国与会代表都有中午打盹儿的需要。不管你是一国外交部长还是总统,但在这幢大楼内想找一块中午小憩的地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只有二楼的代表会客厅、过道走廊和一楼的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等几个地方才设有沙发和椅子，供大家免费使用。于是，每到中午，就会看到用餐后的各国代表和高级官员都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些要地。大家午休的方式也是千姿百态的。既有东倒西歪、鼾声如雷的，也有头戴耳机、闭目养神的。还有的就拿报纸坐在地上,如何在联合国抢占午休地盘，还真的成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课题。前两年担任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德雅梅大使还专门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并写出一本名为《睡在联合国》的书！
藏龙卧虎
联合国是一个藏龙卧虎、奇才辈出之地，云集着各国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官。中国驻联合国的王学贤大使应邀到美国西部的一个城市作演讲。他一语双关地说：“我来西部以前，总以为这儿的每个人都腰插两枝短枪，见谁不顺眼就拔出来给他一梭子。今天，我发现大家其实都挺友好的。我想，中美之间加强相互了解是非常有益的！”话音刚落，全场笑声、掌声顿起。人们都被他幽默诙谐的谈吐所折服。
当然，在联合国总部“打工”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目前，绝大多数中国籍职员都已在纽约购置了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即便是薪金较低的中文打字员也不例外,我认识的一个来自浙江省的餐厅服务员都在纽约买房子了。
此外，在异国工作的职员还有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期，一般有一个月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可以报销全家的往返机票；“国际公务员”的每个子女除每月有100多美元的生活补助外，联合国还负责为我们报销75%的学费。
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除工作之外，中国职员之间还有不少社交和联谊活动。大家经常利用法定的喝咖啡和午餐时间，三五成堆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互通信息。联合国大楼二十三层上有一间房作为中文书会办公室，里面有许多中文图书和音像资料供大家借阅，这里也可以说是中国职员的非正式会馆。虽然我们身处异国，但整天和一帮兄弟姐妹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
UNICEF儿童基金会
我在UNICEF儿童基金会工作,现任教育与国际发展项目事务官。分管教育、卫生、性别平等、HIV的防治等等一系列领域的项目。
在我办公桌上摆着几张照片，是联合国教育项目援建的云南一所小学的老师寄来的。照片上的孩子们，睁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看着镜头。他们的衣服虽然旧，却比较整齐，简易的校舍在薄雾中也显得结实稳固。可以看得出来，教育正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而这所学校里的老师和孩子们，正是我们所执行的联合国远程信息教育培训计划的受益者：让山区学校的师生，通过互联网和外面的世界进行沟通。
对中国农村最基本的医疗状况我感到非常担忧。每次去巡视，车行驶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偶尔才能看到一两个缺医少药的诊所，破旧的程度让人气馁。
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有一次，我们项目组在中国云南一个极偏僻的小山村，视察那里在医疗方面的改善情况。在村口，他们一行人遇到一个脸色憔悴的老人，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比划着，那神情分明是在求助，以为我们来自城里的医生。因为没有现实的可行方法帮助这位病痛缠身的老人，每次想起心里非常难过，想起中国,我的脑海里总是忘不了年逾古稀的老人眼中那份失望与无奈。
为此，我曾一度犹豫过，常常问自己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这份与贫穷落后打交道的工作，毕竟看得多了，内心会很沉重。不过终归是理性而平和的，觉得有义务使联合国所推广的项目被当地的老百姓了解，只有依靠当地人的力量，才能达到改变自身生存环境的目的。
对于“求同存异，世界大同”的联合国精神我深信不疑，这是人类一直在追求的理想。
每一次代表联合国UNICEF去一个地方视察，那里的人们，对我们既好奇又佩服羡慕。我总是和他们说：“你们也可以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要改变你们未来的事情，也许不久的将来，你们中某个人的孩子，也可以为联合国工作，那就是联合国所倡导的公正公平原则的最好体现。”
中国驻UN使团王光亚大使
拍照留影
歌唱-王大使夫人、王光亚大使、陈健副秘书长、刘振民大使等 
自助大餐
